《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发表后，章炳麟即撰《驳南海先生革命书》，指斥康氏效忠清廷乃“瞑瞒于富贵利禄”。的确，康有为对光绪帝感恩戴德，但这份辨革命书不能不说是一次出色的今文学话语实践，有其学理的内在连贯性。问题是，尽管在论证清王朝“正统”“大一统”方面理据十足，却与现实脱节。在世界革命与民族运动兴起的语境里，他的“春秋书法”已属于区域性文化而失去作用。章太炎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等于把士人对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同情都击碎了。另一方面，革命舆论如火如荼。这一年对于孙中山尤其关键，章士钊的《孙中山》、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相继出版，不仅改变了孙的“江洋大盗”形象，也似乎为“革命”完成了现代的自我加冕仪式。其实，从上述戊戌年间改良派对孙氏的描述来看，这一形象转变并不那么困难。

　　康有为仍在大讲“正统”“大一统”的《春秋》家法，同时的梁启超与三年前发表《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时候大不一样，却在摆脱今文学而走向西化，以代表普世价值自任。1902年初，《新民丛报》创刊，梁氏就开始连载其《新史学》，旨在重建从王朝转向民族国家立场的中国史学，声称史学不是为一家一姓服务，而是为民族服务，实际上对于清廷的合法性已含某种否定，与邹容说的“进化之公例”有重合之处。梁大肆攻击“正统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龂龂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这时梁的激进言论臻至巅峰，其史学上批判“正统”和“奴隶根性”无异于宣扬“造反有理”，与革命派同调。而且，就在《南海先生辨革命书》的同一期，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五》，副题为《论书法》，进一步批判正统论得以建立的“春秋书法”：“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柄，褒贬百代者也。”“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乎渔阳之戍卒……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憝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等于对康有为的说法帮倒忙，也说明康的反对革命立场未能在改良派内部获得支持。

　　如标题所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要辨明“革命”之非，但对于讲究“春秋笔法”的康有为来说，问题却出在“革命”的使用上。所谓“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此法之杀路易，英之杀查理士，号称国之公敌者也。故君无道虐民，虽在汉人乎？”在《孟子·梁惠王下》中，就“武王伐纣”这件事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君可乎？”孟子回答说，纣王残害了仁义，不再是一位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意谓武王诛杀了一个独夫，而非“弑君”。“诛”与“弑”一字之差，体现了春秋书法。这里康有为举例包括被巴黎市民送上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LouisXVI；1754—1793），说他是“国之公敌者”，就把“法国革命”等同于“汤武革命”，处死路易十六代表了天心民意，因此不是“弑”而是“杀”。尤其在孟子的语境里，同样一字之差，却造成春秋书法的内在颠覆。的确，康氏对法国革命的理解本来就是两歧的，既肯定其代表民主自由的历史进步，又否定其暴力政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对“谈革命者”持反对态度。但是，把“谈革命者”与法国革命与汤武革命并置，已意含其反清的正义性，原来“造反”“叛逆”之类的“春秋书法”全不起效用。换言之，康在对待反清“革命”问题上自相矛盾，至少其今文学内在逻辑出现某种错乱，对于他所坚持的清廷的合法性起消解作用。事实上，这错乱发生在一种新的政党政治的语境里。从党派斗争的意义上，他与“革命者”是同等的。当“春秋书法”不再起作用时产生了双重标准，“革命者”与天心民意无关，成为一个代表暴力手段的运动的符号。

　　《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是在《饮冰室师友论学笺》的栏目中发表的，具师友同党之间论学性质，因此康、梁看似分道扬镳，其实梁并未完全脱离今文学，某种程度上仍受到学统伦理的约束。如在《论正统·新史学三》中说：“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以公羊学的“通三统”来解释“大一统”，当然打破了王朝史观，与时代的民主潮流相呼应。同样，康有为竭力维护清王朝“大一统”与“正统”，但根本目标是“虚君共和”，也即“保中国不保大清”之意，因此两人思想上也有交合之处。同样，梁启超也不完全反对“春秋书法”，所谓“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不可以言书法”。对于康有为来说，他早已用进化论来讲《春秋》，可说是“春秋之志”的体现，而且康有为在鼓吹满汉一家时，更以“太平世”的“大同之爱”立论，这在当时十分超前，尽管没发生实际作用。

　　三 世界革命叩击天朝之门

　　戊戌变法无异于一场政治风暴，本身在帝国的严重危机中展开。甲午战败，朝野惊恐，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意味着更为深刻的心理危机，即危及国本的信心，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康有为在京城参加进士考试时传来了中国战败于日本的消息，他起草了一份一千三百余举人签名的请愿书，进呈朝廷，呼吁即刻推行改革。两年之后，他被光绪帝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允其奏议直达御前，于是他连续呈上数十疏，改革建议多被采纳推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领域，史称“百日新政”。身处风暴中心的康有为乃一介布衣，缺乏权力基础，改革理论来自儒家另类的公羊学，这些已造成戊戌变法在思想和程序上的脆弱性。更具挑战的是康氏借孔子“托古改制”的内容，如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等旨在改变现行政治体制。根据今文经学的理论，孔子之所以是“素王”，是因为他建立起了政治与道德的规范，所有世俗统治者都将其作为国家事务的准则。在康有为的描绘中，孔子变成了一个“人类公理”的代言人、新时代的预言者。因此，称孔子为“素王”则凌越王权，实质上将危及清朝的统治基础及其合法性，无怪乎他的政敌们察觉到其改革议程中的颠覆倾向，因而控诉其变法目的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