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新政中不仅各种势力激烈冲突，也是语词之战的漩涡。首先，与“戊戌”连在一起的“变法”是在康有为的奏折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术语，令人联想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前395—前338）和北宋的王安石（1021—1086）。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总是与政治危机、大规模改革、杰出的治国之术与政治领袖的非凡道德力量以及个人生涯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增强王朝实力与君主统治，推行一系列政治与制度的改革。虽然他们的个人命运都充满了悲剧，尤其是商鞅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被他的敌人处以车裂分尸的极刑。康有为宣称孔子乃“变法之圣”，遂赋予孔子以“卡里斯马”（Charisma）式的超凡力量，因为“变法”意谓着在系统内部进行政治与制度上的改革，是最具中性而能被广泛接受的。因为这一缘故，当政治改革的社会氛围持续发酵之时，“变法”一词会在晚清知识分子当中广为流传。

　　商鞅是法家，王安石则把《春秋》讥为“断烂朝报”而为儒家不齿。从今文学学理上来说，更具参照性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给武帝的奏疏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正逢盛世强主，董的“独尊儒术”的建议迎合了帝国集权的需要，也体现了公羊学的经世成效。但戊戌变法的境遇完全不同，面对弱主光绪及满朝保守势力，康有为小心谨慎地讲究修辞表述，变法是为了加强——更确切地说——挽救正走向衰败的王朝。在引述《易经》“穷则变，变则通”时，康有为发挥了孔子的变革哲学，尤其强调了“通”的丰富含义。如他所建议，皇帝应当“通古今”“通达下情”，采用“通商”政策，以及破格任命“通才”来为朝廷效命。事实上，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已经僵化，积重难返，因此“通”意味着开放、放权。

　　在康有为的奏议中，除了“变法”外，“变政”“维新”也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各自蕴涵今文经典的“微言大义”而富于全球信息。奏议中提供了大量有关世界各国的政治史知识，对于康氏来说也是实行变法的重要策略。例如，他向光绪帝进呈的书籍有《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俄彼得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似乎在给年轻的皇帝作一种世界历史的启蒙；然而，在分析评价俄国彼得大帝及其改革、明治维新、波兰的厄运以及英国与德国的政治改革时，则带着一种迫切的口吻，要求皇帝认清帝国的现状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从各国兴衰存亡的历史获得教训，从而刻不容缓地实行改革。

　　这些精心提供的世界历史渗透着经今文学的改革哲学。根据康有为的演绎，孔子所预言的“三世说”与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相对应，为人类社会指出了进化阶序：“君主”制的俄国和土耳其属于“据乱世”，“君民共主”制的日本和英格兰属于“升平世”，而“民主”制的法国和美国则属于“太平世”。康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法国或美国的民主理想过于遥远，难以一蹴而就，更为切实可行的是经由“据乱世”过渡到“升平世”，也即由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制。康有为预期的是，通过展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验，光绪帝将会采纳他的建议，首先效仿彼得大帝而坚决地推行改革，并在制度革新和具体措施上以明治维新为模本。

　　“变政”一词在用于俄国或日本的历史时，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术语，其目标仅限于改革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实际上，“变政”最终指向的是帝制政体实质性变革。康有为试图通过这些书籍来敦促光绪帝尽快施行改革。他承诺说，中国若变政，三年之内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将足以与世界列强相抗衡；否则，便会像那些已然从世界版图中消失的国家那样坠入无底深渊。他鼓励光绪以明治维新作为其改革范本，并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出具体的制度改革措施，如提议建立议会——这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的关键一步——在保守派眼中尤其无法容忍。所谓“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然而，施行全盘改革后，大清皇帝将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

　　“维新”一词也不时与“变法”联系在一起，有时是“变法维新”，有时是“维新变法”。与“变政”并用时，“维新”凸显的特质是“新”。根据今文学说，孔子是受命于天来开创新时代的“新王”。康有为将“新”特别描述为与传统的断裂。在他的术语中，孔子“开新”意味着告别过去。对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来说，改变应是历史性的，这一点已由世界历史所证明：

　　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

　　“维新”这一术语带有激进的倾向，改革运动以一场语词的战争展开。康有为在奏议中谨慎且策略性地使用“变法”“变政”“维新”等术语来构建起其劝说的修辞。有时在“革旧维新”“革尽旧习”等表达中，单个的“革”字被使用，表示一种剧烈的改变。尽管这些关键词已尽其可能地温和，它们还是负载着康有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激进的意图。事实上，当康有为以恳切之声描述着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情形而敦促光绪帝采取行动时，他的奏议中以典故和隐喻的方式弥漫着革命的话语。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上呈一份奏议并附了一本《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在该书序言中，他写道：

　　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盖应三百年之运。顺天者兴，兴其变而顺天，非兴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变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