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执权，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初变，百度需支，频仍变乱，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初创国家银行，资本仅得二十九万，全国岁入，仅逾千二百万，直至前岁，胜我之后，岁入亦仅八千万，则筹款难。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

　　所谓“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与上引《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中“千年大革命”一段对读，表达同一意思。黄彰健对此文评论曰：“真的日本变政考进呈序已见《日本变政考》书首，与此序文句完全不同。”的确，将两序相对照，文字完全不同，相应的一段曰：

　　日本外有英美之祸，内为将军柄政，封建遍国，人主仅以虚名守府，欲举国而变之，其势至难也。然一朝桓拨，誓群臣而雪国耻，骋万国而采良法，征拔草茅俊伟之士，以升庸议政，开参议局、对策所、元老院以论道经邦，大派卿士游学泰西，而召西人为顾问，尽译泰西之书，广开大小之学，于是气象维新，举国奋跃矣……然守旧之党犹多，泰西情意未狎，阻挠之议亦甚，则易衣服，去拜跪，改正朔以率之。犹患众情未一，民情未洽，章程未立也，则开社会以合人才，立议院以尽舆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实为会党之魁首，草定议院之宪法。宪法既定，然后治具毕张，与万国流通合化矣。

　　把两篇序文置于戊戌与宣统的语境里，有两点须讨论。一是与“立宪”“民主”等议程有关。《戊戌奏稿》的序文约为一千八百余字，进呈序文约一千二百余字，篇幅减去三分之一。前文多为描述日本历史及自己对日本的研究经过，而后文则列出具体变政措施。换言之，后文更为简练而紧贴变法议程。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自1886年就开始了《日本变政考》的写作，十年方始完成。因此，《戊戌奏稿》所收的不似在宣统间的“伪作”，而有可能是一份早已写就的文稿，而进呈的序文是后来重写的。对于这篇《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黄彰健因为“书名不对”及其与进呈序文“文句完全不同”而视之为“伪作”。更主要的是，他认为康在戊戌四月得到光绪帝召见之后竭力主张“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改革，而《日本变政考》即具代表性，且不复提“设议会”“开国会”或“立宪法”等，因此判定《戊戌奏稿》皆为“伪折”。对于这一点，孔祥吉认为虽然不无灼见，但把《戊戌奏稿》一概看作“伪折”则“缺乏具体之分析”，“完全低估了康有为的胆识及其民主思想”。孔指出，“康有为的策略十分灵活，其政治主张往往是随机应变”，并多方举证说明康在四月之后奏议中仍有设议会、开国会或立宪法之类的主张。将两篇序文对照，会发现，在进呈序文中充斥着“易衣服，去拜跪，改正朔”“立议院”“草定议院之宪法”的话语，而《戊戌变法》的序文却毫无这类表述，这跟黄的逻辑恰恰相反，可见其论断缺乏说服力。

　　另一点有关“革命”。《戊戌奏稿》之序文连举“译书”“收权”“人心”“筹款”几方面强调日本变法的“难”处，而进呈序文则简约为政治上“其势至难也”。所谓“将军柄政，封建遍国，人主仅以虚名守府”，略去了“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等语，显然出于忌讳。当日“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遂使天皇克服“收权”之“难”，收明治维新之功，其实对于光绪帝来说，正处于相似境遇，但是在中国“革命”不是指暴力颠覆，就是与和平禅让有关，都对政权合法性含有威胁，而“革命四起”更有针对阻碍变法的守旧派之嫌，这样的表述决然不能出现在奏议中。另外，像这样称赞日本明治“革命”的序文对于康有为在宣统年间的政治目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作用，而在他早年熟悉日本“千年大革命”的脉络里来看，却是顺理成章的表述。

　　再来看《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从现存档案记录来看，并未进呈。黄彰健因文中有“立宪”之语断言“此序亦康在宣统时伪作”，已不足为据。序文标示为戊戌“六月”，虽然对法国革命的严厉指斥与1906年的《法国革命史论》如出一辙，但是它在戊戌前后康梁的文本中一再被提到，如康有为在1898年4月10日的《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中提到，除了《日本变政考》他还编译了另外五本历史书，其中一本是《法国变政考》。另据孔祥吉考证，《戊戌奏稿》辑有1898年5月《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是根据同月进呈的《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并呈<孔子改制考>》一折“补缀，串改严重”，折中有“经昼夜写黄，将臣所编《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法致强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进呈御览，聊备法戒”等语，孔指出“后三种书均未进呈”。从这两条材料可知，康有为确实有编辑并打算进呈《法国变政考》一书，但最终并未进呈，而《戊戌奏议》题为《法国革命记》显然与事实不符，但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它联系到《日本书目志》中的《佛兰西革命记》，为这一点作旁证的是1898年12月《清议报》创刊号上梁启超《续变法通义》一文：“今试言满人他日之后患，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彼时满人噬脐无及，固无论矣。”文中“法兰西”“革命”应当是康梁在戊戌期间习惯使用的名词，这几句话与《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的内容也有相通之处。从1900年4月梁致康有为书中“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的话语，可见他们对于法国革命的关切程度及某种共识。另外，梁氏在1899年的《戊戌政变记》中说康氏向光绪进呈多种关于“欧洲列国变革”的书籍，“其言深切，皇上深纳之。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其言哀痛迫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书名异同或是否进呈另当别论，可确定的是“法国革命”在戊戌变法的议程中，康有为撰写并打算进呈该书。

　　《戊戌政变记》强调这些“欧洲列国变革”书籍的特别作用，《法国革命史》是进呈书目之一。与康氏用俄国、日本的历史来体现“变法之条理次序”不同，《法国革命史》是作为反面教材，《戊戌奏稿》中的序言曰：